孙立坚深水区改革战略确定

孙立坚：“深水区”改革战略确定

■ 面对“深水区”改革所带来的诸多挑战，我们将以“协调、务实、惠民”的战略来应对。　　■ 今天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紧迫感，已经到了唤起国内市场消费力量的阶段，金融体系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而放松管制、完善制度和重视人才的“改革红利”是中国金融体系发展的唯一出路。　　■ 检验中国金融改革和监管措施是否有效，关键在于关注金融体系基本功能的发挥程度，首先是判断金融服务的价值创造是否正确，然后观察“价格发现”的市场环境是否到位。　　面对当前错综复杂的内外经济环境，中央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明确展示了我们未来实现强国之梦的改革战略。公报全文涉及的改革领域十分全面，内容丰富，而旗帜不能变色，改革必须深入的总方针也十分明确。　　这次三中全会公报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面对“深水区”改革所带来的诸多挑战，我们将以“协调、务实、惠民”的战略来应对。　　以协调、务实、惠民的战略　　推进“深水区”改革　　首先，通过政治改革、经济开放和法制建设提高国家凝聚力，从而协调好政府和市场、中央和地方、城市与农村、内部和外部等各种复杂的利益和互动关系。　　并不像原先不少人期待的那样，深水区的改革只能通过大刀阔斧、破旧立新，才能脱胎换骨、轻装上阵。而是通过改革，把大家的思想和行动统一起来，形成合力，避免内讧，使复杂的问题能够得到有效的解决。　　也不像有些人消极认为的那样，这一次的改革不可能突破“重围”，尤其到了基层，更会以考虑自己的利益为重，对中央的部署，只注重形式上的贯彻，治标不治本。而是通过围绕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党建等方面的深入改革，来提升全民为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的凝聚力，实现完成各项艰巨改革任务的目的。为此，中央特设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以协调和缓解各方主体在未来改革中所遇到的各种利益冲突和阻力。　　其次，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广开市场渠道，强大中国经济。无论是国企、央企，还是民企和外企，都将秉承竞争中性的原则，“按规矩”发展自己的事业。不再强调用国家产业政策来引导全国上下都搞一样的经济建设，而是尊重中国经济还处在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允许百花齐放，因地制宜，各取所需，让由此带来的发展成果真正惠及全体人民。　　第三，改善民生是未来各项改革的重要保障。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实现中国梦就会有两种不同的力量在推进，国家为了提升国力，需要大规模进行投资建设，而老百姓为了解决后顾之忧，需要寻找个人致富的金融投资渠道。这样一来，投资没有了消费的支撑，再加上金融服务成本增加，由此在实业领域，“无利可图”的企业和金融机构失去了运转的动力，影子银行业务也难以从本原上杜绝。如此，中国还是会延续目前实体经济“钱荒”和虚拟经济“钱多”并存的结构。这种对立的格局让我们宏观调控的难度越来越大，成本也会越来越高。　　提高金融体系效率对经济发展举足轻重　　在金融改革发展方向上，公报中提到，要完善金融市场体系。的确，通过深化改革提高金融体系的运作效率，对中国经济未来健康平稳的发展举足轻重。　　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和“后危机时代”救市所引起的流动性泛滥问题，很容易造成社会大众“预防性储蓄”和追求高收益的金融投资行为，从而强化消费和生产意愿不足的现象，导致实体经济“钱荒”和虚拟经济“钱多”并存的失衡格局。稀缺的土地、工业用的大宗商品和消费生产所需要的货币等今天都成了金融资本炒作的对象，产生了“物以稀为贵”的短期财富效应，这严重影响了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步伐和市场活力的复苏。　　今天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紧迫感，已经到了唤起国内市场消费力量的阶段，金融体系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但是，我们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定位和运作机制仍在自觉和不自觉地依靠银行体系，尤其是依靠大银行来扶持企业投资和个人消费。这样带来的问题是，一方面，银行信贷为主的企业融资渠道，虽然银行无利可赚、效率低下，但政府压力无法逾越；另一方面，银行鼓励下的个人投资，虽然有利可图，但套现投资、过度消费现象增加了金融风险和操作难度。这种银行低效率的运作模式让“中国式的钱荒”变得更为严重。　　因此，放松管制、完善制度和重视人才的“改革红利”，才是中国金融体系发展的唯一出路。　　检验中国金融改革和监管措施是否有效，关键在于关注以下几个环节金融体系基本功能的发挥程度：首先要判断金融服务的价值创造是否正确，然后要观察“价格发现”的市场环境是否到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衡量“金融创新、分散风险”的专业化本领是否得到充分体现。当然，在改革过程中，还应十分重视“信息披露充分、公司治理机制到位”的制度建设，这样才能确保市场越来越繁荣，流动性越来越充裕，而反过来它又会进一步打开金融创新和价值创造的发展空间，形成良性循环的最佳效果。　　自贸区模式体现了实业立国价值取向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中特别提到“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其意义也耐人寻味。　　第一，表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得到了中央最高级别会议和文件的认可，建设的步伐将进一步加快；另一方面，“加快”的含义也可以解读为自贸区复制和推广的速度将会提升。　　第二，公报中没特别突出上海，而是再次强调自贸区建设是国家战略。这可能意味着，在未来自贸区建设上会出现在多个地方且有多种类型。这也许是因为今天中国经济还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我们需要调动地方的积极性，通过开放倒逼改革，从而把“负面清单管理”的机制尽快地复制推广到更多有条件的省市。　　第三，自贸区模式将成为中国大地未来开放致富的主要途径之一。这体现了实业立国的价值取向，从而能够更好地确保将改革开放的硕果惠及更多的人群。不管哪一种解读，都表明了中央“务实”的态度。　　推进上海自贸区建设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重头戏之一，其亮点是要加快开放中国金融业的“投资金融”业务，从而更好地调动全球的金融资源和金融服务的能力，帮助中国企业实现“走出去”的发展战略。　　由于国内“生产资源”(劳动力、土地、能源、资金等要素)稀缺性变得越来越严重，靠“成本优势”保持国际竞争力的格局也越来越难维持。所以，在提高要素市场资源配置效率以缓解成本上升压力的同时，中国企业军团也无法避免采取其他发达国家经历甚至后来还一直坚持的制造业“走出去”的国际战略。但是，如果没有国际金融业务能力的银行和券商等金融机构的大力支持，企业“走出去”的战略就无法成功，最多停留在目前资源投资和设立办事处的水平上，根本无法确立中国跨国企业和跨国金融机构的国际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讲，上海自贸区要充分利用金融开放的特殊环境，建立起一套完善的服务中资企业“走出去”的金融业务平台和制度体系，实现从而促使中国企业在海外公平竞争的环境中，“由小变大，由大变强”的转型发展。　　(作者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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